统一格调的夏、商、西周玉石文化

翠花

                    

                                                            

玉神人   夏 代

玉跪坐持琮伏羲   商代晚期

玉人（一对）   西周

    君子有德，玉亦有德，两者既可媲美，佩玉于身是最好照应，这便促进了玉佩的发展，出现了“杂佩”。君子佩玉于身，形影不离，玉德归于君子一身，岂不美哉！玉佩件由少增多，整套玉佩由短变长，长者过膝。君子佩玉约束行止，走路要迈方步，筑璜相撞，鸣之从容，和之以步，提醒君子要按古礼行事。对玉佩碾琢的要求随之提高，玉人全神贯注于雕琢玉珍，其工艺艺术质量曰趋提高，这就是西周玉璜何以如此精美的内在原因。西周君子比德于玉，强调一个“温”宇，《诗》云：“言念君子，温如其玉”，是说君子像玉那样温文而纯洁。玉文化的沉淀已大大超越玉的自然属性，使玉成为君一子的化身，人们赋于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将其从神权、玉权的控制中解脱出来。至今，在中国人心目中，和田玉是“温润”的，其实，这是从西周君子甚至是更古远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玉观念及审美观的沉淀，所以玉文化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它的效应也是持久的。
    我国青铜时代的夏、商、西周三朝是原始公社解体后相继出现的三个奴隶制国家；它以青铜铸造工具、武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三代铸造了大量的鼎彝，以代表玉权和表示等级差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影响着玉器不能像在原始社会那样，于社会生活的渚多方面继续占据主流或垄断地位，但是它在美身、祭祀、礼仪、殓葬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青铜文化无法取代的。商代妇好墓出土玉器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艺术品以及杂品等七类，反映其用途甚广、地位至尊的历史面貌，其中尚生玉器占有很大分量，如：腰佩宽柄器生人、梳短发人、燔龙、立象、坐熊、立马、回首狗、兔、鹤、雁、鹦鹉、鱼等。还出现了篡、龙纹大刀等新型玉器。发人深省的是妇好墓还出土了红山文化的玉勾形器及石家河文化的玉凤，这说明收藏古玉已是古人的一种文化生活。西周时期，玉文化沿着殷商轨道发展，在佩饰上出现新变化，如：串饰形式多样，长度加大，贵族玉佩多以横为主件，杂以珠管，还有的以珠管为主，也有的用多种形式的玉片配以管珠而制成，这些佩饰可能都是《周礼》、《诗经》所说的“杂佩”中的一种。

    先秦古籍中并不乏有关玉器的记载，《周礼 春官 大宗伯》：“以工作六瑞，以等邦国。玉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工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湾礼南方，以白晓礼西方，以玄播礼北方”。《冬官?考工记》所载“玉人之事”表明了玉器的名称、尺寸，并指出它们在朝廷的政治、祭祀等礼仪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夏、商、周三代玉器的时代风格及艺术手法继承原始社会玉器的成果，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采取夸大局部、不求形似、突出神韵的象征主义手法。而富于装饰性、观赏性的悄色玉鳖的出现，说明崇尚自然、追求真实的写实手法仍在成长。此时洽玉工具也由石航机进化为青铜航机。在线处理上大大跃进了一步，富有流畅婉转的韵律感，这一点是石航机难以达到的。夏、商、周三代玉器的时代风格渐趋统一，这在殷商玉器中已经充分体现。此时玉器地不分南北，都有着统一的时代风格，像原始社会那样南北分为两系的现象业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殷商象征主义玉器艺术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手法集各时、各地工艺之大成，且一统天下。当然，由于各个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统治辐射强度的差异以及文化根基的不同而造成的地方特色还是存在的，有的还表现得比较强烈，所以三代玉文化既有统一性，又有变化性，是此期玉文化的重要特色。
    在此，特别要说明西周玉文化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即所见西周玉器中玉珍甚多，而横是佩玉的主要构件，从这一侧面可以了解西周玉佩之盛，这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为什么西周盛行玉佩？这与“君子比德于玉”的伦理准则和社会习俗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