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石

翠花

         
      
印章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它也是集雕塑、书法、雕刻和铸造为一身的中华文化的精粹。其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至少在商代末期，印章就已经比较规范了。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印章的发展与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千余年，印章文化也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印章的功用和制印材料等方面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评定印章石的价值，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质地，即印章石是否洁净、细腻和温润，上佳者可以称之为“冻”；其二是花纹，这包括颜色和纹理及其搭配。按照这两个标准，能够被人接受并垂名青史的，也仅寥寥数种，它们分别是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和巴林石。曾有人将润黄灵通的寿山田黄石、浓艳如丹的昌化鸡血石和灿若灯明的青田封门青合称为“红黄蓝”，可见此几石的名气之大。巴林石是印章石中的后起之秀，其质地和花纹不亚于“红黄蓝”，只不过那时巴林石还没有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已。印章这个词与“印”和“章”都是同义的，也称作“玺”(也可写成“鈢”或“鉨”)。在历史上，印章还有“记”、“符”、“契”、“信”、“押”等名。印章最原始的功用恐怕是表明官爵等级的一种标识，如在汉代，诸侯的印章是黄金制作的，驼钮，曰玺；丞相和将军的印章也是黄金质的，却是龟钮，叫章；中二千石(汉代的一种官名)的印章是银质的，龟钮，也叫章；而千石和六百石(官名)则是铜印鼻钮，称作印。“受官拜印”这个词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里指的是古代的官印。除此外，古代印章还有一些其他的功用，如类似于现代的商标或注册码，在生产的器物上留下戳记；类似于现在的封检工具，在传送的书牍物品封扎处压上印文，有些功用甚至延续到现在。作为纯粹的私印，印章是身份的证明和对某物品的拥有，如在属于自己的书籍或字画上盖上印章等等。至于制作印章的材料，除了金、银、铜等金属外，还有骨角质、木质、琥珀和石质等，在这里，我们主要对制作印章的“石头”作一简单的讨论，因为自明代以来，石印由于硬度适中而易于奏刀，一直就是最为常见的印章材料。
　　除了上述几种印章石外，也还有其他石料作印章石的，如玉石和用于制砚的石材等等，其中玉质印章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乾隆皇帝，就为收藏书画名品的三希堂(因藏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三件晋代书法稀世精品而名)特意制作印文为“三希堂”的印章，他70岁后多用“古稀天子之宝”的印章，而至八旬，则用“八征耄念之宝”，这几枚印章都是又上等美玉所制；又如，1968年，在陕西咸阳汉长陵发现一枚白色玉质的印章，它高2厘米，面宽2.8厘米，上他凸雕螭虎钮，底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据《汉宫旧仪》所记，汉代皇帝有六个玺印，皆为白玉螭虎钮，文分别是“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和“天子信玺”，由于皇后的玺印文与皇帝的相同，故判断该出土玺印是含高祖刘邦吕后之玺印无疑，它就是用和田玉制作的；“和氏璧”和“完璧归赵”的故事可能已经家喻户晓了，但此后这块美玉还演绎了一段“传国玉玺”的故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楚人和氏献璞刖足三百多年后，蔺相如完璧归赵，没有得到和氏璧的秦国在统一全国后，终于得到了这块梦寐以求的稀世之宝。秦始皇称帝后，就把这块天下至宝制成了传国玉玺，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写字的是他的丞相，书法家李斯，刻印的是他的玉工孙寿，从艺术角度讲，这颗玺印可算是绝世珍品了。大秦帝国仅15年就灭亡了，传国玉玺便到了刘邦的手里，刘邦没有传几代，王莽又篡权夺印，此时的传国玉玺已在明争暗夺中破了一角并用黄金镶补(这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出处)，王莽的新朝也仅持续了15年，此后直到唐代，传国玉玺辗转流传易手换主，成了改朝换代的标志，在五代期间消失在兵荒马乱之中，其归属和去向至今还是个谜。一说是在后唐(936年)灭亡之时，在契丹大军面前，末代皇帝李从珂放火自焚，把自己和传国玉玺一起化成了灰烬。“玉石俱焚”这个词或许就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