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之路与华夏认同

翠花

　　叶舒宪张洪友玉教即玉石通神的神话信仰，它作为华夏文明发生期的观念要素，比秦始皇的金戈铁马要早两千年，在青铜器萌芽之际，已经充分驱动史前社会中的玉礼器生产和使用，并且像异地传教那样缓慢地在东亚大陆传播，在约四千年前完成除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外的较全面覆盖。新疆昆仑山和田玉的持久性东输，形成了华夏文明特有的资源依赖和自古及今未曾中断的玉石之路，铸就了本土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以玉为最高价值），奠定了汉语文化的原型符号。　　玉教玉石神话玉石之路华夏文明一、华夏文明形成之奥秘的新认识关于世界文明古国，流行已久的说法是四大文明说，即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20世纪的考古学发现，在四大文明古国说之上，又增添了一个更古老的文明苏美尔苏美尔城邦在巴比伦文明起之际已经遭遇灭亡的厄运，以至于苏美尔人种失传于后世，只有他们发明的楔形文字被后来入侵的统治者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继承下来。五大文明中除了印度和中国，都在历时上中断了，没能将其古老的辉煌活态地继承和延续下来。印度文明则在近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就剩下一个华夏文明，至今还在人种和文化方面传承着其古老的数千年传统。如此看来，探讨华夏文明的奥秘，应该是从考古学视角看苏美尔文明，可参看英国学者哈里特克劳福德的神秘的苏美尔人一书，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还有国内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07年。　　非常诱人的课题。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的书名就很能说明问题。研究文明史的西方学者，为什么要到中国来重新“发现历史”呢，对照人类学家沃尔夫的后殖民主义名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答案就是现成的：欧洲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世界历史观原本就无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甚至以为他们没有进人世界历史的资格。后现代和后殖民的新史学彻底扭转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开启史学研究新纪元。为“没有历史的民族”修史，甚至为无文字民族修史，成为当今一大潮流。为探求人类最早的近东文明的由来，当今的前沿学者已经把跨学科研究的目光聚焦到9000年前的土耳其史前聚落遗址，而拥有“二十五史”　　官修史书传统的中国，情况又如何呢，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第四章题为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除了精锐批判美国史家思想的帝国主义偏见外，还特意提示如下的悖论：局外人永远无法形成真正的内部观点。由美国人采用中国中心取向来研究中国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③回应这一脖论，我们同样可以发问：难道只有局内人才能找到本国历史的真相吗，作为局内人的中国人，数千年来为什么没有提出多少关于自己古老文明史的洞见呢，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选择局外或局内的视角，而是需要一种能够超越此种二元对立的认识困境的全球史新视野。换言之，需要有人类文明史知识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类文明史知识是由单个文明史构成的，有关中华文明形成的新知识，其意义非同小可。　　本文尝试性地解释华夏文明的构成的某种特殊支配性因素，从而揭示这个文明的一大秘。要想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当然最好能够先找出一种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要素，即能够早在数千年前以前，在数百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广大人群统和到一个统一的行政体中的奥秘。初步探索的结论是以往的研究前辈们始料不及的：比秦始皇的金戈铁马要早2000年，在青铜器生产刚刚萌芽，还没有在各地普及开来〔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较新的代表性成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霍德尔主编的新书文明萌生期的宗教：以的时候，一种有关玉石通神的神话信仰，已经充分驱动史前社会中的玉礼器的生产和使用，并且像异地传教那样缓慢地在东亚大陆传播，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完成除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外的较全面覆盖。北起黑龙江和兴安岭，南至越南和菲律宾，东起沿海一带，波及日本、朝鲜半岛，西至河西走廊腹地，到处可以看到4000年以上的玉礼器生产之迹象笔者参照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论证思路，归纳出玉教伦理与华夏文明崇玉精神及金声玉振价值观的研究路径，目前正在着手探索先于丝绸之路两千年就已经开启的“西玉东输”玉石之路，期待着为华夏文明重新找到一个国字号的文化品牌，将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遮蔽下的深远文化通道内涵重新发掘和展示出来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预示着文学人类学者探索中华文明奥秘之新方向的开启：榆林地区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遗址龙山文化4300年前石宠古城及其建筑用玉现象的新发现，正在引领国内学人重新领悟亚细亚生产方式由来的特殊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依托大河流域诞生的，西亚、北非和南亚的三大文明古国都是在利用大河发展水利灌溉农业基础上产生的，唯独东亚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在其发生期没有利用河水发展灌溉农业，因为黄土地上生长的小米是耐干旱的作物。　　黄河对华夏文明的最初贡献不在于水利灌溉，而在于远距离调配资源的水利运输是黄河上中游及其支流的漕运，率先将西域与中原连接为一个整体，使得西玉东输成为可能。　　就华夏交通史而言，在商代之前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篼原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马和路驻作为运载工具的迹象。直到商周时代以后，家马和马车普及，水路漕运才向陆路运输转移。我们看史前玉礼器的考古遗址，从山西芮城清凉寺到襄汾陶寺，越过黄河北上，到陕西的延安、神木、佳县一带，再到甘肃、青海交界处的黄河上游积石山地区新发现的神木石峁遗址和青海喇家遗参看叶舒宪：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8曰；文化传如在当地持续时间八百年的史前文化朱开沟遗址，从龙山文化时代纵贯至商代早期，共发现猪狗牛羊等多种家畜遗骨，却未发现马骨，说明当时还没有引进家马饲养技术。仅有的一颗骆驼牙，出现在该遗址晚期青铜时代。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遗址的兽骨鉴定与研究，见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00421页。址，年代都在4000年前，为什么全都分布在黄河两岸不远的地方呢，将它们连起来，就出现一条沿着黄河曲折展开的玉文化传播路线。那正是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征昆仑时绕道河套地区的曲折路线。穆天子传长久以来被当成小说传奇类文学作品，没有得到上古史研究者的重视，但其中潜含着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关于西周最高统治者关注西域特产和田玉并亲征昆仑山一带的珍贵叙事线索，如今正可以通过考古发现的玉文化新材料逐步得到阐释和验证。　　许多民族在古代都有其石崇拜和相关的神话，如阿昌族的大石崇拜、彝族的寨心石崇拜、羌族的白石崇拜、藏传佛教的玛尼石信仰、纳西族的四种玉石崇拜，等等。①一般说来，每一个族群的石崇拜对象都是就地取材和因地制宜的。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中原国家玉礼器生产用料，却呈现出逐渐从各种地方玉料向新疆和田玉料集中的发展大趋势，其结果是：后代王朝不论怎样更替，却数始终保持唯和田玉独尊的玉石崇拜，而地方玉则大都废弃不用。这和西玉东输现象密不可分。我把这种文明及其价值观与某种特殊物质的相关性，称为“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现象”，其延续的时间之长，举世罕见。西玉东输，使得玉石成为所谓“丝绸之路”上最关键的早期进关物资。　　和田玉作为华夏统治者的精神符号物，对东亚文明传统的文化认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即脱胎于石头崇拜又大大超越石头崇拜的玉教信仰和玉德伦理。　　后者由儒家大力倡导，表现为“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理想修炼。③要问什么样的玉石称得上温润，那非和田玉中的籽料莫属。这和史前期的各地玉文化就地取材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如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都没有超远距离的玉料开采和运输情况发生，而是分别依赖东北地区的岫岩玉和江苏溧阳小梅岭的透闪石玉矿。就此而言，对玉石之路黄河段的再认识，成为迄今为止，能够从本土文化视角揭开华夏文明最高价值观构成之物质原型奥秘的一种新契机。由特定的玉石神话观念驱动的生产、交换和贸易现象，也是马克思所言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根源上的特色所在。　　参看马昌仪、刘诚：石与石神，学苑出版社，1994年。章海荣：西南石崇拜，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王孝廉：关于石头的古代信仰和神话传说，见中国的神话世界，作家出版叶舒宪、唐启翠编：儒家神话，南方曰报出版社，2011年，第5054页、第9298页、二、玉教信仰：文化价值原型编码以客家文化田野考察为例在各大古文明的宝物价值排序中，唯有华夏文明明确地表达出玉高于金而金次于玉的价值判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由于史前华夏文明的特有价值观。管子轻重篇记述的先王时代珍贵物质谱中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即早期铜钱）为下币。①如此三分法的宝物价值谱，是如何得来的呢，简言之，在金属物质没有被开采利用之前数千年，玉石就已经在东亚地区被奉为圣物了。一部东亚冶金史，是四千年的历史；一部东亚玉文化史，则至少是八千年的历史。特定的宗教崇拜现象，连同其神话讲述，可以通过文化传播而扩散到其他地方。　　玉教价值观的传播伴随着华夏文明的生成和展开，所以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价值观首先涉及价值高下问题。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话语，充分体现着华夏价值观取象于特殊物质的情况。从物质到精神，玉在华夏文明中至篼无上的价值属性，就好比黄金在西方文明中的至尊属性。如果把西方文明最篼价值概括为拜金主义，则华夏文明的最高价值就是拜玉主义，简称为玉教，全称为玉石神话信仰。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璋”字云：“佩刀上饰。天子以玉，诸侯以金。　　从玉奉声。“明确表示贵玉而贱金，二者的等级差异是天子和诸侯的差异。对一般人而言，诸侯已经是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但是与高高在上的天子相比，还是必须甘居其下。从许慎的解说看，今人难免会追问：华夏文明中的这种贵玉贱金价值观是何时形成的，合适的回答是至少需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末期，即金属文化初兴之际，即距今5000年至4000年期间，那时玉文化的发展早已经历过辉煌并达到巅峰状态了。最好的实物证据出自2007年新发掘的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文化M23号墓，该墓葬年代距今约5300年，有300多件玉礼器为一位死者（估计他生前是地方政权的首领）随葬，这超过随后的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生产和随葬的顶级规模。由此看，金贱玉贵，不在于两种不同物质的物理特征，而是完全取决于时间先后，玉石崇拜属于史前期文化大传统的神物原型，金属则是后起的，属于文明发生期的新兴圣物。就金属矿石的可冶炼性而言，当它们最初被开采利用时，也和玉石一样，①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途，中华书局，1979年，第462页。　　是受到使用者崇拜的物质对象，可以将其视为对不可冶炼的更古老的玉石的置换变形。　　国人常常称道自己国家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那么有没有一种物质和精神的互动要素，自五千年前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天呢，如果有，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元素（或称“文化的原型编码”）呢，2013年12月至2014年元月，笔者之一到粤东和闽西一带进行客家文化物质遗存的田野考察，先后调研广东省丰顺县、大埔县和福建省连城县、永定县，为玉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原型编码的新认识，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旁证材料。　　客家人自唐宋以后从中原地区向南方迁徙，辗转落脚到赣闽粤三省交会地区，建立新的家园，世代聚族而居，延续至今。唐宋时代距今一千多年，客家人从中原文明带到南方各地的文化精神是怎样的，在客家式的传统建筑和生活习俗中保留着大量的此类古老文化元素，其中对玉文化的高度推崇，就是极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并且紧密联系着华夏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之表达。　　我们的客家文化考察的第一站是广东丰顺县的著名古村落，位于汤南镇新楼村，清代的名称叫“种王上围”。始建时期在明末清初，距今已经有340多年历史。围墙设计按照36天罡、72地煞原理，共由109块墙体围筑而成，墙高约6米，显得古朴而雄伟。寨内有三街六巷，一祠堂六公厅，呈现八卦九宫格局，大小房间608座。古寨西门上方，有一块题写寨名“种王上围”　　四字的巨石板，由罗氏族长聘请书法家王月之题写。落款年号为庚戌，即清康熙九年。“王”（sOO字在今天是很少有人能念出的冷僻字，其字义与玉密切相关，或为玉字的一种异体写法。客家先民当年不远千里移居到粤北山区，修筑起防御性能良好的环形围屋和方形围寨、土楼，他们给新村落起名时为什么要用这样生僻的汉字呢，当地学者罗培衡撰文种王上围名称的读法及其屋名的由来一文，认为字典里给出的“王”字义项大致有三种，一指有疵的玉；二指琢玉工人，三是姓。本地既然没有姓王的家族，那么取名的根据应该是第二个义项。他于是推论说：“则种王上围就是，此围屋是一个培养造就人才的村落。”这样的解释听起来不错，也很吉祥，但是“种王”的依据却没有找出来。对这样一座充分体现传统文化奥妙和精义的古寨，要说三百多年前的先贤们仅出于培育人才的比喻来取寨名，未必尽然。阅山海经可以发现“种玉”　　典故。华夏民族信奉不疑的先祖黄帝，曾经是历史上第一位播种玉的圣王。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密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　　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　　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有而色。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晋代郭解释山海经的“玉荣”为“玉华”，即玉花；又解释黄帝投玉华于钟山之阳的行为是“以玉为种”。这就明确将种玉神话与抵御不祥的保佑、辟邪观念融为一体。再看“种王上围”的命名意义，原来是希望借用古老的种玉典故，在精神层面上大大增强村寨建筑的防御性能吧。　　更深层的扩展性解读还有：客家先民用“种王上围”这样名号，暗合黄帝种玉的典故，一方面表达不忘其中原民族始祖之根，另一方面也寄托着客家社会的旺盛生命力即使在边缘的南方山区同样能够播种和繁衍的伟大信念和道理。玉教作为国家出现前就已经流行于东亚地区的神话信仰，必然体现在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特色行为中。山海经记述的昆仑密山黄帝种玉神话，就这样成为后世知识人所向往的理想境界。在丰顺县汤南镇一带，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以“玉”为名的明清古村落，如“种玉上龙”、“种玉新铺”、烟“这个寨名，让人马上联想到”蓝田玉暖日生烟“的古诗名句，将玉的产地与中原文明的关联和盘托出，突出客家人虽然漂泊万里却依然心系中原的文化情怀。　　福建省连城县是地处闽西山区的边远小县，却拥有远近闻名的树芳斋匾见梅州日报2013年12月11日。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箱出版社，1980年，第41页。　　额文化陈列馆。馆长是一位名叫杨芳的中年女士，20年来在客家文化地域收集到各种古代木制牌匾2000多件，包括从宋代至晚清、民国的牌匾，这在闽西地区堪称一绝。如一块题为“玉洁冰清”的牌匾，就是清同治十一年福建学政孙毓汶所题。用玉的物理品质来比喻送匾者对受匾人高洁人格的称颂，这是自诗经时代以来的古汉语表达惯例。诗经大雅板六章：“天之牖民，如如篪，如璋如圭。”孔疏云：“牖，道也。如如篪，言相和也。　　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又云：”半圭为璋。合二璋则成圭，故云相合。“②今日学界有著名学者以”圭璋“为名，看来先秦的两种玉礼器早已成为华夏语言编码中代表高贵和吉祥的符号。　　树芳斋匾额文化陈列馆中“品粹圭璋”牌匾为清乾隆四十六年浙江按察使德福所题，还有一块“盛世圭璋”牌匾，为清乾隆二十一年福建按察使德舒所题一看用典，就知道来自中原文明的玉礼器，代表的是王朝统治者的价值体系。题匾人用圭璋来比喻对受匾者人品的赞扬，这是非常具有华夏特色的颂扬方式，很难直接翻译成外文，因为外国根本没有圭璋这样的玉礼器。　　另一块写有“彩璧联光”的匾，是清康熙年间进士阿尔赛所题写，受匾人为当地的同族兄弟二人，他们同时考取秀才，哥哥还中了第一名。为此，当时任提督福建学政的满洲人阿尔赛，挥笔写下“彩璧联光”四个金字，隐喻着受匾的兄弟二人：哥哥叫柯琳，弟弟叫柯珩，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从玉旁的字，所以称“彩璧联光”，有相互映衬和共同荣耀的意思。李白诗曾经把天上杨芳编著：古匾集萃，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918919页。　　杨芳编著：古匾集萃，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杨芳编著：古匾集萃，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杨芳~编著：古匾集萃，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的月亮称为白玉盘，作为礼器的玉璧就是玉盘的形状，“彩璧”可隐喻月光，人寻味。　　陈列馆中还有多块牌匾题词用玉璧为喻，如意玉璧比照西周官学的辟雍和泮宫。如清乾隆四十六年福建布政使钱琦题赠监生廖仲的一块红底金字匾“璧水扬波”，从匾额下款岢看出，廖钟一家三代五人都是国子监的学生，钱椅用“璧水扬波”的典故，隐喻国家的太学中不断有廖家弟子人选。　　璧水指辟雍四周环绕以水的格局，因为是模拟玉璧的环状，象征天，所以辟雍也写作璧雍。相对天子级的辟雍而言，诸侯级的官学称作泮宫（又称钺官），因为礼制规定诸侯只有半璧形状的环水建筑。一块“钺宫翘秀”的金字额也是清乾隆年间福建布政使钱琦的手笔，受匾人为太学生林日升。　　学校名称“钺宫”。诗经大雅灵台有：“于乐辟雍。”大雅为周初之作，可知西周确有太学建筑称为辟雍。诗经周颂振鹭有：“振鹭于飞，于彼西雍。”“西雍”即辟雍，原为殷人辟雍的别称。卜辞中有“雍”，从水从口从隹，可证“雍”一类建筑是西周人因袭殷商的旧制。许慎说文解字释“般”（雍）字：“天子飨饮辟廉。从广，腠声。”朱骏声云：“按：天子之小学也。周制，在国之西郊。所以春射秋飨，尊事三老五更，以教天下者也。　　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殷人设”雍“于国之西，所以称西雍。周代改称辟雍，更加突出辟与玉璧的关系。玉的颜色以青色为多，类比为天宇之色，杨芳编著：古匾集萃，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版，1983年，第51页。　　天神世界之色。古人信仰天圆地方，用圆形的玉璧祭天，即周礼“苍璧礼天，黄琼礼地”之意。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石上还有在玉璧形象旁注明“天门”　　二字的，将古人想象中的玉璧神话观和盘托出了。太学名称中的辟雍、泮宫之类名号能够千百年来为历代知识人所青睐，其深远的文化底蕴就潜藏于华夏核心价值观的原型编码方面。陈列馆内还有“祥凝璧沼”（清光绪十七年）、（清光绪元年）、“品重玉林”（清同治十年）、“泮璧流芳”（清咸丰十年）、“雍宫并茂”（清道光二十五年）、“辟雍特达”（清道光十九年）、“辟雍升俊”（清道光十五年）等一大批同类的客家旧宅牌匾。由此不难看出，南下广东的客家人如何重视耕读传家、科举晋身之道，又是多么喜欢用美玉和玉器的派生典故为这些到朝廷为官的读书人歌功颂德，使其垂范后世。　　另一块题写“晋鸣珂”的匾，为清康熙十九年翰林院庶吉士杨钟岳题。①用的是新唐书张嘉贞传称乡里为“鸣珂里”的典故。“珂”指似玉的美石，又指玉石做的马笼头装饰品。朝官回乡时，“乘马鸣玉珂”（张华具匠心地采用一个从玉旁的“”字，一方面暗示受匾人林之坤的名字，另一方面又和从玉的“珂”与其字首尾呼应，让林之坤科举成名和衣锦还乡的事迹媲美唐朝宰相张嘉贞的尊贵荣耀。　　以上对连城县私人收藏的古代客家人牌匾的解读，可以证明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是怎样成为华夏文明的价值编码之原型的。下面再看连城县内客家古村落典型溪村的一座杨氏宅邸。宅邸门楣上方墨书四个大字“白环世守”，不熟悉玉文化者，很难一下子领悟“白环”的所指，也无法联想到其典故的出处。金楼子兴王篇云：“舜摄行天子政，巡守得举用事。卿云出，景星见，西王母使乘白鹿、驾羽车、建紫旗来献白环之。”太平广记卷二三引风俗通：“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这两个记载都说的是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玉器的事。白玉在玉石属于稀有品，更显得高贵非凡，乃天子之祥。客家民宅以“白环世守”题于门楣，比喻南国田园生活之美好，犹如躬逢唐虞舜的太平盛世。以白玉为至高价值的华夏理想，在此幻化为客家先民诗意栖居的生动写照。　　①杨芳编著：古匾集萃，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连城县考察的下一站是著名的永定县客家土楼。在诸多明清时代留下的特色建筑中，有一座土楼名叫“玉成楼”。这个名称使人回想到粤东丰顺的客家古村落“种王上围”、“种玉上龙”和“种玉新铺”等。为什么客家人南迁后聚族而居的村落或围屋，常常借用中原玉文化的理念来命名呢，国人习惯把好事办成叫做“玉成”，玉早自史前时代就是华夏理想的符号。背井离乡的客家人，莫非是在以此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如此看，玉教作为潜藏在华夏文明根基之中的神话信念，虽然没有教堂和圣经等外在的宗教传授载体，却是渗透和弥漫在整个文化总体之中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价值系统。西玉东输的数千年运动铸就的玉石之路，应是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生命之路。以昆仑为仙山和以西王母为掌握不死秘诀的女神信仰，乃至后代道教的玉皇大帝想象，其终极原型，全部要归结到唯和田玉独尊的文化价值观。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兼职博导。　　张洪友，四川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