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地区史前玉器的发现与研究

翠花

　　型的多变正是祁头山人精神产品复杂性的一种反映。　　南楼遗址的崧泽文化墓葬分为崧泽早期和崧泽中晚期两个阶段，在南楼遗址发现的25座墓葬中，随葬品3件至20多件不等。玉璜一般出于颈部，玉镯一般出于手腕部位，片状的玉饰件一般出于头部和胸部，石器则多出于墓葬的中部。早期墓葬以M23、M24为代表。M23共出土随葬品9件，M24见有6件随葬品出土，这两个墓葬的随葬品均为陶器种石器，未见玉器出土。中晚期墓葬以M20、M7、M12为代表，其中M20的时代早于M7、M12，M20中出土19件器物，除一件玉璜外，余者均为陶器，玉石器占总数的5%；M7所出的16件随葬品中有2件玉器和3件石器，玉石器占总数的31%；M12所出的28件随葬品中有5件玉器和1件石器，玉石器占总数的21%.从这几个典型墓葬分析看，南楼遗址的崧泽文化墓葬早期以陶器、石器为主，数量不是很多，到了中晚期墓葬，玉石器的比例大大增加，随葬品的数量也较之早期有所增加。　　龙爪墩遗址由于破坏严重，出土的4件玉器无法判断墓坑与器物组合，但根据陶器对比，龙爪墩遗址属菘泽文化晚期遗存。　　大约到了距今55005000年前，玉器制作达到高峰，令人耳目一新。高城墩遗址在1987年曾出土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玉臂饰、锥形器、钺等，1999年至2000年，又出土玉琮、玉璧、玉钺、玉珠管等，并有规律地发现在墓葬棺板盖的北端放一件玉珠、玉管或玉指环作标记。　　该墓地共发掘墓葬14座，其中出土玉器的墓葬为13座，随葬玉器从2件（M14）到57件（M8）不等；随葬玉器墓葬占墓葬总数的93%.出土玉礼器的有8座墓葬，占墓葬总数的57%.随葬玉琮的墓葬有4座（M3、M5、M8、Mil），占墓葬总数的29%，随葬玉钺的墓葬有3座，随葬玉璧的墓葬有6座。其中，见有琮、璧、钺组合的墓葬为M5，共出土2件玉琮、1件玉璧、1件玉钺；随葬琮璧组合的有M8、Mil；仅见琮的是M3，虽然该墓未见钺、璧，随葬石器也一改其他各墓以石钺随葬的作风，但从随葬玉器品相好，绝少风化，鸡骨白且多带少量灰绿色结晶体，以及随葬多孔石刀的精美抛光看，都显示出墓主身份的尊贵；见有璧钺组合的有M1，但因为该墓为残墓，且刚好墓主上半身所在位置被破坏，所以不排除随葬玉琮的可能。有2座墓葬单独随葬了璧，占墓葬总数的14%；3座墓（Ml、M5、M10）发现了玉镯，占墓葬总数的21.4%.随葬有琮、璧、钺组合的墓葬相对于墓地内其他墓葬而言，无论是墓坑大小、葬具结构、在墓地所处位置，还是随葬品数量、制作精美程度都是首屈一指。特别是从中透露出良渚墓葬中玉质礼器数量承当了划分墓葬等级的尺度，充分显示玉器在良渚先民心中崇高的权势及财富地位。另外，'高城墩墓地在重视玉礼器的同时，并不轻视石器的礼器作用，14座墓有13座墓葬中随葬有石器（未出石器的1号墓为残墓），且出土石器以石钺为主，共有11座墓葬出土了石钺（唯一一座未见玉器随葬的吟墓也随葬了一件放置于墓坑中部，刃部朝向墓内的石钺），其中M5手卩M13更是各随葬多达4件石钺。　　江阴地区处于古代南北方文化和太湖长江下游文化的交汇地带，因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该地区史前文化遗存往往含有多种文化因素。　　祁头山遗址除了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陶器组合以外，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怔。如早期矮胖类的直筒腰檐釜同太湖西部宜溧山区胳驼墩、神墩遗址晚期的直筒腰檐釜有前后承接关系，也符合平底釜系统由山区向平原发展的趋势。到晚期祁头山遗址从东部因受到太湖东区圜底釜系统冲击，开始出现圜底釜，而与此同时江淮东部因素文化也在源源不断地影响该遗址。　　祁头山晚期由于种植水稻及定居生活而使入口急剧发展，尽管如此，氏族成员间的等级差异尚未形成，随葬品的数量、品质和组合还在合理的范畴内，玉器种类相对单一，多为一些装饰品。在祁头山遗址132座新石器时期墓葬出土的200余件随葬品中，陶器占了绝大多数，其他有玉器9件，占随葬品总数的4.7%，石器4件，占随葬品总数的2%，骨器1件，占随葬品总数的0.5%.祁头山玉器的原料比较复杂，其质地包括透闪石，阳起石、玛瑙种玉髓等，有的还算不上是真玉。说明当时还没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玉矿来源，而是到处收集或采集美石来做玉器。　　南楼遗址的崧泽文化遗存由房址、壕沟，墓葬三部分组成，并以壕沟为界，有序组合。该遗址所出墓葬规模属大中型，随葬陶器已有日用品与明器的区别，该遗址出土器物的菘泽类型特征非常明显，并具有十分成熟的器型，纹饰丰富多彩。在江阴崧泽文化遗存中，玉石器的比例要超过先期的祁头山马家浜文化，如龙爪墩遗址49件器物中，石器和玉器各占8%，南楼遗址中出土器物314件，其中陶器占77.7%，玉器占10.5%，石器占由于南楼遗址几座墓葬的葬具痕迹保存得比较清晰完整，因此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当时葬具的使用情况，墓葬等级分化在随葬器物的数量和组合中也都有很明显的表现，随葬玉器根据墓葬的规格不同而显现出量的变化，更是墓主人身份与地位最为明显的体现。作为一种相对较为扩张的文化，崧泽文化也是等级制度差异正常发展的原始文化，而南楼遗址的棺椁，玉石器品种的数量，墓葬排列等更无不说明这种差异已经进入有序和正常化的轨道。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高城墩遗址所在的太湖北区是环太湖文化圈中十分重要的地区。这个地区在东至戚墅堰、西至武进龙虎塘、北至长江、南至沪宁线的狭长高地上聚集了圩墩、乌墩、寺墩等数十个遗址，而高城墩是这个遗址群重要的组成部分。　　良渚遗址群在中期及其前后是一个基本往外分配产品的活动；高城墩位于整个环太湖地区的最北端，它完全是一个接受资源的形态，大部分产品直接从遗址群远程得到，但也有些就近来自于苏南地区。作为太湖流域一处非常重要的良渚文化前期墓地，高城墩遗址中，玉石器比例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高城墩墓葬中出土玉器料质从肉眼观察以青黄、湖绿色为主，部分玉料内含灰白、灰绿色结晶及墨绿、黑色点状杂质；玉料经长期的受沁风化后大多呈现出鸡骨白、橙黄、红褐色及游丝状绺裂，部风化严重的已呈粉末状。未发现良渚文化墓葬中常见的冠状器（梳背）、三叉形器。从数量上看，其中的管、珠类占绝大部分，除此之外，锥形器数量也占有一定比例。　　在高城墩发掘出土的完整玉琮目前已知有7件，其中考古出土有5件，遗址被破坏期间收集到2件，墓坑面积最大的M13早年被局部破坏，据当地村民说当时出过“几斤重的大玉琮”，显然高城墩原来埋藏的玉琼总数应该不止7件。高城墩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大部分都呈鸡骨白色，玉琮的形态特征也和良渚遗址群内的最高端产品近乎一致，高城墩采集的312号玉琮与瑶山M10：19号玉琼，在料色、尺寸、人兽面的切割比例上有着高度的统一性，与瑶山M10：15号镯式琮在纹饰的刻划上也有着各元素的高度一致性，都说明高城墩的这件玉琼同良渚最高中心的玉琮有着共同的来源并同良渚最高中心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虽然从纹饰比较来看，高城墩墓葬中的玉礼器是直接来源于良渚遗址群的，是通过远程流通获得的产品。但良渚墓葬中常见的冠状饰在高城墩墓地未见；而锥形器虽然还是各墓葬中比较常见的器物，共有6个墓葬出土锥形饰，但最多的也只有3件，出土方位也不固定，如11号墓出土的3件玉锥形饰是和一外髹红色漆皮，整体呈“T”形的漆器相伴而出的，因此未见成组的锥形器，所以，高城墩从良渚遗址群内获得的社会资源是有选择且是有限的，并在服饰和埋葬习俗上保留着地方性的特点。　　高城墩遗址中有两个墓葬出土的玉琮都在头部方向，且在这两个墓葬中都见有两个玉琮，如M5出土的两件玉琮皆置于墓主头顶部，上、下叠放，上部琮较小，下者较大。玉钺置于墓主右手以下部位，钺柄所在部位上、下有零星装饰的小型管、珠；两件玉镯置于墓主两手手臂之上，玉璧则置于脚部；Mil号墓出土的两件玉琮，一件置于墓主头部四周，另一件玉琮、一件石钺则放置于墓主腹部左侧手臂处，刃部朝向墓主。一般说来，玉琮在良渚墓葬中有不同的放置位置和使用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放置部位是下臂、腕和手上（旁），如江苏赵陵山M77的玉琮在右手部；浙江普安桥Mil的玉琮在右下臂外侧，由琮内及其两端遗留臂骨痕迹，判断原来是套在下臂上：浙江新地里M137中出土的玉琮就套在腕部，尺骨、桡骨穿入琮孔内。同时，良渚墓葬随葬的玉琮如果只有一件，一般都在右侧；如果有多件，也以放在右边的数量居多，如浙江反山M20右侧放3件，左侧仅1件。而只有少数墓葬的玉琮放在头部，如反山M12有多件玉琮，但是只有一件体量最大、纹饰最繁缛的琼王放置在头部，据此可以认为玉琼放在头部似乎比放在手臂部显示了更加尊崇的地位。玉琮作为高城墩通过远程流通获得的产品无疑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除此，高城墩M8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使用方式，该墓将一个不到四分之一的玉琮分为五片后也放在墓主头部。高城墩M8墓在保存比较完好的高城墩遗址墓葬中，处于第二等级，但为什么只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玉琼，再分为五片，意义特别，宋健先生就高城敏M8玉琼采用特殊使用形式的原因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假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时间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两大史前玉器“原生区”在玉器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玉器中，已不见或极少见海一兴隆洼文化多见的玉和玉块与匕形器的组合，却创造了大量新玉种，数量也大为增多，个体变大，特别是造型极为抽象且已相当成熟的龙、凤等玉类已出现。良渚文化玉器虽然源自当地的序列及自身的演变较东北区为清晰，但良渚文化时期玉料使用量的大量增加，使用以细密如毫发的纹饰为代表的制玉工艺，琮、璧、钺为组合的新器类替代、璜、管珠等耳、颈饰品占据了主导地位，仍都给人以突然的感觉。比之陶器，玉器在考古文化诸因素中的这种敏感性和活跃性，尤其在史前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祁头山玉器、南楼玉器、高城墩玉器作为同一区域出土的玉器，在时间的纵向比较上有着一定的延承性，也反映了这一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