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良渚文化的特殊玉器

翠花

　　上翘。W 2，位于墓主下半身部位，鸟喙东南，背面朝上。南瓜黄，鸟形平展，尖喙短尾，两翼外张，作振翅奋飞状，鸟头与鸟尾微上翘，双眼减地凸起，背部也凸起。　　60，南瓜黄，鸟形平展，尖喙短尾，两翼外张，作振翅奋飞，鸟头与鸟尾微上翘。　　39，南瓜黄，头颈前伸，中部有一道折脊线，四爪短小，作爬行状，背上有纵向脊线。　　23，南瓜黄，长条形，横截面呈椭圆形。头部切磨显得微凸起，刻划眼部，拱背收腹，鱼鳍分叉，刻有斜向细线。　　57，位于随葬陶器一侧，墨绿色，表面沁蚀。　　寺墩遗址出土了一件玉制小锛，收集到一件双孔玉刀。小锛T106：11，透闪石制成，开制极小，长2.3、宽0.9、厚0.1~0.3厘米。扁薄长方形，单面平刃，上端一角留有钻圆孔的痕迹，表明是利用废弃的穿孔玉器制成的。，这件双孔刀由征集而来，非墓葬出土。透闪石琢制，呈奶黄色，扁平长方形，有对钻并列双孔，表面光滑细洁。高6. 50，青玉，有少量灰褐斑。扁平体，头部前伸，两翼舒展，底中部微凸背面平整，钻3对孔，其中两翼上的2对隧孔与侧面对钻。正面在鸟首尖端用浅浮雕和阴刻线琢出神兽纹，主要表现嘴和两眼5，玉色青灰，含青绿色瑕斑。扁平圆饼形，断面呈梯形，外壁略弧凹。中间对钻一孔，孔壁经过打磨。　　55，平面略呈三角形，底端尖弧。整器采用透雕和阴线刻技法，为神兽纹。　　两角各对钻1个圆孔为眼，眼两侧以线切割法锼扩成弧边三角形镂孔，组成眼眶及眼睑，边周再用阴刻线勾勒。两眼之间的额头有不规则的长条形镂孔，鼻孔为阴刻的卷云纹。鼻下端有弧边十字镂孔，似是嘴。眼眶以下的两侧各有1个锯齿状突起，颇似蛙爪，十字镂孔及其两侧的形态更似蛙的后腿，故整器又如变形的伏蛙。　　46、47，有较多的褐色瑕斑，底端圆弧，上端凹弧，两角上翘，上端厚于底端。两角各有1个对钻孔。正面略弧凸，背面平，有3对隧孔。顶端有横向切割痕。　　67、70，玉色灰白，圆柱形，形似枪弹，顶端呈圆台状，尾端钻圆孔未透，开有横向槽口。孔壁留有实心钻痕。　　16，由纺轮和杆两件单件组合而成，其中纺轮白玉，杆为青玉，纺轮圆饼状，断面呈梯形，中间对钻孔壁，经过打磨。圆杆长条形，头端锥尖，并对钻小孔，尾端有对钻孔痕迹。　　30，出土时7件并列，大小一致，尖端朝向北。状如枪弹，一端锥尖，另一端中空，并开横向槽口，中孔壁有旋痕。　　匕形器，白玉，断成三截，一端残，部分边缘有破损。整体为扁宽条形，侧视呈弯弧状，柄端有一扁圆形穿孔。柄端内凹面琢刻方框，内刻卷云纹。凸面近器端钻扁圆形孔。　　器端一侧琢刻凹缺，形似冠形器顶端凹缺之一半。　　匙，白玉，仅残存柄部和勺部边缘。器扁平，侧视微凹弧。柄端略呈梯形，上有椭圆形穿孔，凹面阴刻神兽纹。图案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围绕穿孔阴刻卷云纹。上部图纹残损，可见一个楠圆形眼，另一眼残。其间为卷云纹组成的鼻，鼻梁竖直，鼻翼阔。横扁嘴，嘴内伸出4枚猿牙，其中内侧2枚朝上，外侧2枚冲下，内侧2枚之间还有1枚冲下的尖牙。　　4，白玉，含浅灰斑。大致呈长方形，一面平，中部有线切割凹陷。一面以浅浮雕和阴线刻画出一兽面纹，突目带犄角，吻部肥厚。两端正中各有一穿孔。　　桐乡姚家山遗址发现2件玉刀（耘田器），其中一件的顶部有冠状凸起，另外，还出土5把玉镰。这两类玉器是在正式考古发掘中的首次发现。　　71，绿斑白玉，顶端为一鸟形物，底部为一戴冠曲身人形，人的左手托住一小兽，冠上饰物和小兽连接人和鸟。　　1中出土有玉鸟。（在发掘简报中未有详细说明）张陵山遗址玉蝉（蛙），底平，面微鼓。阴线刻划蝉的头、身和翅，尾部穿数小孔。　　此物倒置则若蛙状，此器不甚规整，似用玉的边角料制成，背面有清晰的缘弧磨痕。玉狱，扁角状，有雕刻镂空的花纹，制作甚精。　　后杨村遗址M3出土了一件玉耘田器，现藏于良渚文化博物馆。　　二、特殊玉器的造型方向明先生根据其不同的造型，提出分为三类，一是生活、生产工具的玉器化。如玉纺轮、玉匕等；二是复合结构的玉雕件，如赵陵山M77：。　　71等；三是组织件，指那些不同种类的玉器出土时位置相近，玉器结构关系密切的“玉器群”。在本文中所指的特殊玉器，是针对造型独特的玉器，笔者将其归为三类，一是动物造型为主，如鸟、龟等；二是生活器具玉器化，如玉镰、玉纺轮；三是无法明确了解真实用意以器型命名的。　　在第一种类型的以动物为主的造型中，有鸟、龟、蝉、鱼等。瑶山、反山遗址出土的鸟在造型上多以鸟的正面图像展开，向我们展示了一只生动而写实的小鸟。鸟的统一造型说明这些鸟的功能与意义在良渚时期应该已形成统一的某种思想认识或观念，而不是随意生产的物件。桐乡新地里的玉鸟出土于灰坑，据发掘者推测灰坑应该有生活遗迹与祭祀遗迹两种不同的功能，这只玉鸟与反山、瑶山遗址中玉鸟相比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出土点不同，二是这只鸟的造型比较抽象。因此，桐乡新地里出土的玉鸟是否和瑶山遗址、反山遗址的玉鸟具有相同的功能是值得商榷的。其他动物如反山潭址的龟、蝉、鱼在造型结构上，运用了写实的手法进行雕琢，是对当时水生动物的真实写照。笔者以为，动物造型以玉的方式出现应该是体现了良渚人的某种思想，关于这个问铨将在下一节中论述。这里仅就造型而言，运用的雕琢技法上有写实与抽象的区别，笔者大胆推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工艺匠人的技术。工艺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反山遗址、瑶山遗址从发掘出土的陪葬品来看是良渚文化时期玉器雕琢技艺最精湛的时期，透过这一层面，我们看到的正是良渚文化时期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繁荣的背景，因而良渚人才能运用写实的手法雕琢栩栩如生的动物，在高超的雕琢技艺之下真实地表现良渚人的某种思想或者观念。而其他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造型，因在玉器雕琢技术方面存在欠缺，导致无法表现其真实的面貌，但是，虽然技艺不精却丝毫没有影响良渚人雕刻这些动物造型玉器的想法。可以说，这些玉器化的动物造型在良渚人的心目中已脱离了其作为一种动物的最原始的面貌，而被赋予了新的思想与观念。　　二是生活器具玉器化。玉镰、玉纺轮、玉匕等玉器在造型上与石质的器物有着惊人的相似，很显然这是石质、骨质器物向玉器转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镰刀是农业生产工具，它的出现代表了稻作农业的分工细化，预示着农业生产已逐渐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在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纺轮是纺织过程中一种重要工具，常常作为女性的标识物，而女性又担负着繁衍后代的职责，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想法，良渚人选择这些器型玉器化，是有特殊的因素所在，这些玉器应与良渚人对生产、生活的思想认识有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玉耘田器，虽其石质器物的名称与用途存在有很多的疑问，但其玉器化的出现，说明了它和玉镰、玉纺轮一样在生产中或是生活中应当是占有特殊的或重要的地位。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耘田器的功能与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玉匕，从其造型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路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遗址中的骨匕，骨匕形器是当时人们在生活中用于切割的工具。良渚文化玉匕形器不仅器型独特呈弯月形，而且一端还刻有纹饰，修饰得相当精致，在造型上与骨匕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且在刃部不见有任何缺损，笔者以为，匕形器应该不是作为实用物，而是一种替代品。玉匙的上半部分也刻有精致的纹饰，但下半部分为修复而成，因此无法得知它是否是实用器。如果玉匙的下半部如修复后所表现出来的形状，无疑应该是生活器具。玉匕形器与玉匙表现的正是生活器具玉器化的一种现象，体现了良渚文化时期浓郁的生活氛围。　　三是无法明确真实用意的玉器。赵陵山遗址的玉饰，瑶山遗址的月牙形饰、牌饰、弹形饰，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徽状饰等等，这些玉器造型奇特怪异，无法从其形状来分辨它们真正的用途。尤其是瑶山遗址的牌饰，粗看就像是以动物为造型的装饰件，形状与蛙体极为相似，但是否真是蛙的写实图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张陵山的与蝉（蛙）的造型极为特别，看似动物又不完全像，它的造型还值得人们去进一步地猜测。这类玉器的出现，笔者以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用意，一是代表特殊含义。纹饰、造型结构体现了某种思想或观念，如牌饰；二是废物利用。可能是原玉器破碎无法修复，制成新的造型玉器，或者用玉器残料，根据料的形状制作而成，如月牙形饰。如果属于前者，有助于我们深人了解良渚人的思想与观念以及良渚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属于后者，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玉器极为珍贵，在处理残玉料上，充分体现了制玉匠人篼超的想象力与技术。　　三、特殊玉器的意义良渚文化时期以玉琮、玉钺、玉璧等玉礼器构成了良渚文化时期主要的宗教法器，它与瑶山遗址的祭坛等体现出良渚人的宗教思想。尤其是玉琼上所雕刻的神人兽面纹，虽然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个图案是一位战神身披兽面战袍，有人认为是人与兽的组合体，有人认为是人与鸟的复合纹对于图案的整体意义及组成还存在争议，但是神人兽面纹跨江、浙、沪三地在众多玉器上的统一出现，大家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神人兽面纹是良渚人崇拜的神，是良渚人原始宗教思想和工艺技术水平有机结合的产物。宗教的浓郁氛围在良渚时期已经产生。　　在神人兽面纹体现良渚人宗教思想的观点得到认同时，鸟的造型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在反山M12号墓中出土的玉琮和玉钺上的鸟纹与神人兽面纹同时出现，结合良渚文化玉璧及陶器上也出现了鸟纹的现象，关于鸟在良渚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观点。刘斌先生认为，与神徽相配的鸟纹，正是良渚之神所乘之鸟。蒋乐平先生则主张良渚神徽的下半部为鸟神之身，整个图像实为戴冠的人面鸟身复合神。还有很多学者结合研究，提出了鸟图腾崇拜。良渚时期究竟是以神人兽面纹为图腾崇拜还是以鸟为图腾崇拜呢，什么是图腾崇拜，众说纷绘。图腾崇拜是初生氏族的宗教，它表现在相信氏族起源于一个神幻的祖先半人半兽、半人半植物或某种人、动物、植物。氏族以图腾动物、植物命名，氏族成员以各种形式表示对图腾的崇敬，对图腾动物和植物等实行部分或完全的禁忌。可见，被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氏族的重要物件中，以宣告此对象是本氏族的保护神。良渚文化时期人们以玉器作为重要载体，将崇拜对象突显出来以体现对图腾物的最崇高的敬意。我们假设鸟是良渚人的图腾崇拜物，那在玉器的纹饰还是造型方面，鸟就应该占有主导地位，以充分体现图腾崇拜的重要地位；但从目前发现的鸟型玉器及鸟纹来看，很显然鸟始终没能在玉器上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在良渚人的心目中鸟与神人兽面纹应该是有明显的区别，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地位。　　在图腾崇拜一书中，提出图腾崇拜不是原始宗教的唯一形式，它仅仅是原始宗教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图腾崇拜同时存在的有自然力化身观念、万物有灵观念、拜物教和巫术，但是，相对于图腾崇拜来说，它们居于次要地位，并染上了图腾崇拜的色彩。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良渚文化时期神人兽面纹与鸟的造型及鸟纹的同时存在并不冲突，神人兽面纹可以是良渚人的图腾崇拜，而鸟则作为可以传达、沟通天、地、人之间的某种精灵，并被染上了图腾崇拜的色彩。张光直先生也认为在讲中国古代宗教时，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它是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甚至说就是祖先崇拜。这就把很复杂的中国古代宗教简单化了。其实在中国古代宗教里，祖先崇拜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巫教。因此，中国古代宗教是复杂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宗教也是具有复杂性的，它的宗教思想体系是以神人兽面纹为主体，在神人兽面纹中隐含了对祖先神与某类兽的崇拜，这种崇拜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接受部族成员的共同监督，同时万物有灵观念也存在于良渚人的心目中。作为参与各种制作的匠人，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将自己所崇拜的物体表现出来，如玉鸟、玉鱼、玉龟等动物造型，表明良渚人对自然界动物生灵的信仰；玉镰、玉纺轮、玉匕等生活器具的玉器化，表明良渚人对农业生产、生活怀着的某种敬意；那些无法辨明器型的玉器，表明了良渚人对某种特殊物体的崇拜思想。　　在良渚文化宗教思想的成熟阶段，宗教还没能垄断良渚人的精神境界，多种神灵观念的存在体现了良渚文化时期丰富多元的精神世界，这也成为良渚时期的玉器种类繁多的源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晚期，玉琮上纹饰的简化则表明这时的宗教思想已沦为控制人们语言与行为的工具，成为社会组织的有力武器，良渚人的生活与前期比较显得压抑而规范（作者单位：良渚文化博物馆）注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3年。　　嘉兴市文化局编：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　　嘉兴市文化局编：桐乡姚家山发现良渚文化篼等贵族墓葬，搭泽、良渚文化在嘉兴。　　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6年。　　刘斌：良渚文化的鸟与神，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1979蒋乐平：浙江史前鸟像图符的寓意及流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口。E海通：图腾崇拜，何星亮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光直：脊铜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