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玉文化的发生与玉器时代分期

翠花

　　东亚玉文化的发生与玉器时代分期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表。在史前期的东亚崇玉之风影响下，拜玉主义形成根深蒂固的大传统，几乎无可替代，在此基础上催生出有别于西方拜金主义的东亚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从玉石神话观的视角考察东亚玉器时代的兴衰始末，翻时代的兴起相互重叠交叉，年代约为距今40003000年。从分期探讨中审视玉文化兴衰更替与文明发生及社会、国家凝聚的关系，可以揭示早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原型编码现象。　　参照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古国的情况，东亚文明根基中的拜玉主义价值观，才更容易得到跨文化比较中的审视。如世界上发生最早的三大文明古国苏美尔、埃及和印度，也都崇拜以青金石、绿松石为代表的玉石，但是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也与此同时登场，受到极度崇拜，成为欧亚非三大洲拜金主义的三个主要发祥地，对后代的西方文明和西亚、南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拜金主义大大制约了当地玉石神话信仰的发展程度。在苏美尔文明初始，距今五千多年前，黄金就和青金石一样成为外来输入的神圣物质，主要用于宗教仪式方面。“祭神和仪使用的器物，用贵金属制成，并有华丽的装饰，代表制造工艺高峰的是苏美尔的金制品。人们对所有工艺程序都十分熟悉，例如凸纹制作、镂雕，雕刻、形成颗面、金丝装饰以及锻造工艺。麦斯卡拉木都墓中的假发金盗等遗物反映了当时的精湛技术”。英国考古学家雅克塔郝克斯（acquettaHawkes）在也生产金器和银器，虽然贵金属冶炼的熔点较低，数量也小得多，但是许多加工技术是共享的。苏美尔的金匠和银匠们的卓越技术以突出的形式体现在乌尔城邦的皇家墓地中，那里有仪式上使用的金质凹槽烧杯、武器和头盔，还有大量的银制仪式器皿。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早期王朝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其中包括特殊的技巧，如焊接、拉丝、抛光等“。金器生产同玉器生产一样，需要有充足的原材料资源及供应链。美索不达米亚本地没有金矿，正如它没有青金石那样，主要依赖从埃及输入黄金，还有高加索地区和伊朗地区等。古埃及的情况有所不同，当地有丰富的金矿储备，法老的王陵常常以金光四射而著称。20世纪发掘的图坦卡蒙之墓举世瞩目，就因为出土了成吨的黄金制品。此情此景，足以让西亚和东亚文明自愧弗如。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文明，金器生产虽远远无法与埃及相比，但毕竟也有自己的金银匠人。银器主要是仪式器皿，如有盖银罐和装饰物。黄金则局限在制作念珠方面。与世界最早的三大文明相比，东亚文明是唯一在其孕育发生期没有黄金白银生产的一个。到了商周之际，通过草原游牧文化带的传播作用，来自西亚和中亚的黄金器物传统才逐步进人中原国家。这样的黄金迟到和稀少现象，反过来强化了本土已有数千年传统的拜玉主义价值观，也就是合乎情理的事。　　为了较为准确地把握史前玉文化发生的地域范围，处在前国家和前文明时代，就不宜采用后代才有的国家名称来命名，有效的方式是谋求一种超越国族的国际性视野。倘若史前玉文化发生是全球性的现象，研究者就不宜坐井观天式地局限于东亚视野。但是当事实材料已经大致清晰地勾勒出东亚地区玉文化传统传承和延续是世界版图上的局部性现象时（美洲玛雅文明和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也有玉文化传统，但其时空范围和影响相对局限），采用东亚玉文化的称谓也就顺理成章了。　　1998年11月，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第三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以东亚玉器为题，出版专题论文集三册，收录77篇论文，汇聚亚洲及欧美93位国际著名学者，堪称有史以来对玉文化研究的空前盛举。主编邓聪先生为东亚玉器所作序文题为蒙古人种及玉器文化，其中提示从世界文化总体把握玉器文化的宏大意义，希望彰显世界三大人种中黄色人种的文化基因特色。　　关于玉器加工起源于人类装饰身体需要的观点，流行已久，似乎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熟知”常识。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相关的神话学讨论近年刚开始涌现。这里先审视玉文化发生的地域范围。东亚玉器序文接着说：“于晚期旧石器时代欧、亚大陆间大约同时出现的玉石饰物，无疑是人类玉器文化的第一幕。地球上东西间，不排除存在过文化上交流的可能。新石器时代东亚地区是蒙古人种大繁荣的时期。东亚蒙古人种与玉器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且看下面的说明：东亚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文化，从玉器饰物、礼仪用具，显示各地区享有近似的玉器文化圈。玉器作为一种共通文化价值的代表，更可能是社会地位、权力和文化的象征。如果以饰一项为例，是一种有缺口的饰物，通常用作耳饰。按现今考古发见（现），从史前至历史时期蒙古人种玉器文化中，饰是最广泛分布的一种装饰品，表现出蒙古人种对人体耳部特殊的癖好，有别于非洲原始民族的唇癖好等。翻开亚洲的地图，东亚大陆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南，经中国东北三省、朝鲜半岛、华北和华南以至印支半岛以南，西至印度半岛东面；岛屿上由曰本北海道至九州、台湾和菲律宾，南部最远可达爪嗟及新几内亚，即由东亚北纬60度至赤道以南的爪哇群岛，都出土有饰。饰起源是单元或多元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然而，据现今考古发现所知，饰艮可能是起源于东亚的北部，其后在大陆由北而南徐徐扩散，又由大陆西而东向沿海的岛屿流传。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约距今8000年软玉制的耳饰。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的饰，年代距今约7600年前，都是东亚地区所知最早的玉。兴隆洼的玉饰制作技术及形制相当成熟，估计饰的起源还有一段更长远的发展历程。在兴隆洼文化稍后的阶段，日本北海道共荣B遗址出土两件饰，属于石叶镞文化阶段。同样在西伯利亚沿海州的ChertovyVorota洞穴遗址及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的小南山遗址，都含有饰。这意味着可能在7000年前或更早的阶段，东北亚洲大陆至日本北海道的范围，已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化。另一方面，东亚大陆南部的长江流域一带，饰出现的年代亦相当古远。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饰，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约7000年左右。其后长江流域的大溪、北阴阳营、崧泽、马家浜等文化遗址，出土数量多的饰。华南珠江水系一带，目今已知最早的饰出土于广东石峡、香港浪和珠海宝镜湾等遗址，年代距今40004500年前。珠江水系的饰，佑计来源于长江流域。在印支半岛方面，越南北Pha、HaLong均出土玉石饰物。越北饰很可能起源在距今4000年前。131 6年之后，即2004年，内蒙古赤峰学院召开“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邓聪提交论文东亚饰起源的一些争论，根据新发现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史前玉材料，进一步论证东亚玉文化从北方发源并随着时间推移而向南方逐步传播扩散的观点。其中指出：“当今科学界现代智人出非洲学说大行其道。从地球规模去了解人类的历史，是世界考古学的趋势。如果仍把考古资料规限于一国或一省市狭窄的范围去分析，不用说是困难重重的。”这里的解释更加强化了对“东亚玉器文化”之名称的命名理由，意在凸显国际视野的必要性。笔者略有保留地赞同这一命名，提示将“玉器文化”改称“玉文化”。　　理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学界，“玉文化”和果。有鉴于此，宜继续采用“玉文化”之说，而不用较为冷僻的“玉器文化”说。古汉语词汇在“道”与“器”　　之间有明确的相对意义，而玉文化的思想精髓就体现在天道方面，而不只是“玉不琢不成器”的器物加工方面。由此看，“玉文化”一名更能兼顾道与器之间的语义张力。　　从现代中国学术史看，从罗振玉在中原地区收集古玉开始，玉文化研究几经起落，缓慢推进，终于在20世纪后期获得爆发式增长，目前已相当繁荣气其间最大的动力来自考古发现的大量古玉遗存。从玉学研究现状看，从史前期到清代，可以说历朝历代的玉文化大都有专题性研究成果。像周代用玉制度研究（2008）这样的断代史专著，从一种器物文化的角度对西周东周史的原有知识做出重要补充，其学术突破意义是空前的。但是相对而言，对玉文化起源的研究则十分薄弱，成果较少。造成研究中的这种“瓶颈”现象之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即由于资料限制和理论视野的局限所造成。　　就资料方面而言，不接触兴隆洼文化玉器实物，就不大具备研究该问题的基础条件。所以目前以玉器起源为题的著作仅有一部，且为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实物的近水楼台者所撰写，也就不足为奇。就理论视野方面而言，限于学科本位主义的束缚，能够打通不同专业的研究较少，无法有效地还原出史前文化本不分专业的精神语境，从中探查初始期玉器装饰物外表中隐含的观念信息。为此，若想突破目前研究的“瓶颈'就需要首先突破学科专业的壁垒，16.追求打通式的全景关照，以及玉文化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理论系统建设。　　在解说玉文化产生原因方面，有学者明确意识到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是造成史前玉文化分布不平衡的因素。东亚不同地域之间玉文化发生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否可以从宗教信仰视角得到完满的说明，这是值得注意的历史因果解释问题。在这方面，坚持多因论要比独断论显得更稳妥一些。史前的宗教信仰以神话观念形式得到表现的情况，是笔者近年特别留意之处，希望能够通过初始期东亚玉器的两种最基本的器形玉与玉璜的神话学分析，找出促使玉器生产日益普及流行的动力要素。可以确信，人毕竟是宇宙中唯一的观念动物。　　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玉和玉璜（在中国又叫“玉弯条形器”，在日本、韩国又叫“曲玉”“勾玉”等）都不是随意为之和毫无深义的纯粹装饰，需要从发生背景中透析其原初的意义和功能，追问如下问题：史前东亚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为什么会共同拥有制作和佩戴玉块等玉器的传统，这样的问法已经能够体现出“东亚玉器时代”概念的统一性内涵。　　二、东亚玉器时代的历史分期玉器时代指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时代。玉器生产脱胎于石器生产，玉器时代也脱胎于新石器时代，或者就指中后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时代最终因融人青铜时代而告终结。需要辨识的一点是，玉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玉器生产的结束，只是玉器生产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而且是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金属器与玉器并重的时代。金玉并重的价值观从夏商周到明清，贯穿着中华文明史的全程。这样的情形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金和玉一开始就是并驾齐驱的宝物、圣物。山海经写到每一处山川的物产，往往是“金玉”　　并提，这就加固了人们心目中的假象。其实金与玉二者进入华夏的时间相差很远，需要重建玉器独尊的年代谱系，方能有效透视玉器大传统与金属小传统的发生学关系。据出土文物的实况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可将东亚玉器时代的总体历史沿革划分为三个时期：特点是以所谓装饰性的小件玉器和实用工具为主体的玉器生产。以器形而言，是玉、玉璜、玉匕、玉管、珠玉斧、玉刀、玉镑、玉凿的阶段。以地域而言，在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就出现少量玉石器装饰品的生产和使用迹象。目前的资料积累还不足以证明孰先孰后的排序。但是就全球的陶器起源而言，考古学发掘实物所认定的最早的陶器出现，就是在东亚的日本，年代为公元前14500年。　　隆洼文化一赵宝沟文化、裴李岗文化、小河沿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仰韶文化，日本绳纹文化早期，韩国江原道高城文岩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史前文化等。在这个广大的地域中四处发现玉器的情况值得重视。尤其是在驱动玉器生产的主观因素方面，共同信仰观念应该是以玉石为神圣的神话观。　　虽然早于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实物尚未在东亚地区出土，但是从兴隆洼玉器的成熟形制与加工技术看，已不能看作是初始阶段的玉器生产（如玉就有多种不同形制：环形与柱形等），在此之前一定还有更早的玉器雏形样式，有待日后发掘问世。这里暂放宽玉文化发生期的上限，取整数到距年。其特征是从装饰性的小件玉器的小规模生产发展成以玉工具、玉兵器和玉礼器的全面繁荣。就器形而言，则是玉镞、玉璧、玉环、玉镯、玉琮、玉琥等先构期，对应所称“黄帝时以玉为兵”的时代，玉兵器作为军权、杀伐权力的主要象征物逐渐普及流行开来。如仰韶文化中出现玉制生产工具以男性随葬品为主。假设这里的矿物资源不是黄金而是美玉的话，那么中原玉文化繁荣的时间或许会大大提前吧。从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于河南裴李岗文化的绿松石制品的情况看，其时间早至距今7000多年，若是中原地区有丰富的玉料供应，其玉文化的高峰期来临，就不会明显地落在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之后，甚至晚于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等到距今3000多年的二里头文化二期，才终于显山露水。　　东北的西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一带地区在距今约5000年时，玉文化的发展双双达到巅峰状态，并非偶然。玉石神话信仰与玉矿资源条件，都是重要的条件。如果硬要区分高下，那么还是东亚的玉石神话信仰可算作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同时期的中原玉文化，若不算更早时期的裴李岗文化小件绿松石饰品，仅从新发现的灵宝西坡玉器之规模和数量看，只能属于曙光初照的萌芽期。在此之后500至1000年的时间里，才后来居上地发展出两个小高峰，以距今4400年的陶寺文化玉器和距今3700年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的玉器，为这两个小高峰的代表。从时间差距看，周边地区的玉文化结束高峰期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正是中原玉文化迎来大发展的有利时机。用成语“后来居上”形容中原玉文化的崛起，是恰如其分的。各地区之间玉文化交往传播的情况，必定伴随着观念意识的改变，这正是东亚各地零星出现的拜玉主义即“玉教”神话观念，如同宗教的传教现象那样，逐渐依次播撒开来，最终统一整个华夏地区。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恰在此时，全球质地最优的新疆和田玉料批量地输入内地，并在不长时间里取代和压倒此前使用的各种地方玉，成为夏商周国家的玉器生产的主要资源。这正是中原玉文化崛起时间虽然大大晚于周边地区，却能够最终完成和田玉作为帝王玉的至高价值建构，并以此取代地方玉原有的神圣反过来看，中原与巴蜀及青海新疆等地的文化交流，在丝绸之路兴起之前很久就实际存在着玉石之路，而且其路线绝不只一条。玉石之路的意义不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也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表现出与西南的三星堆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等有十分相似之处，见证着三地之间的文化交往互动关系。同样的玉文化交流关系，还见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一龙山文化玉器对中原的陶寺玉器和二里头玉器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还有，自仰韶文化中段的少量玉器，到属于仰韶文化晚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原玉器，尚有中间缺环，其时间有数百年之久，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填补。如与河南灵宝隔黄河相望的山西芮城坡头村清凉寺墓地，自1980年代以来多次发现随葬的组合性玉礼器的情况，以玉璧为主，间有玉刀、玉环、玉钺、玉琮等，被业界称为“坡头玉器”|15，属于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u|.此外，在陶寺玉器到二里头二期文化玉器之间，也有约300年的玉器空缺期，有待于日后的发现来填补。至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的情况，则已经进人商代早期的范围，与商代玉器呈现出无缺环的先后衔接状态。　　文化一夏家店下层文化、大汶口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　　代的兴起相互重叠交叉：年代约为距今40003000年，大体上相当于古史系谱中的夏代和商代，或者相当于考古学界流行的称谓“铜石并用时代”。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叶舒宪。西王母神话女神文明的中国遗产。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郭大顺。大甸子墓地初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古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08.宋建忠。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古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28.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⑵：69-73.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12345李京华冶金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李百勤，张惠祥坡头玉器。文物世界，2003，（增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陈国良。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43.夏满。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黄翠梅。中原商代墓葬出土玉器之分类及相关问题。费孝通。玉魂国魂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223.叶舒宪。二龙戏珠原型小考。民族艺术，2012，章鸿钊。石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录台北：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2005.责任编辑宋淑芳1注释：金时代神话，参见赫西俄德神谱。　　21世纪之前的玉文化研究概况体现在一部50万字的工具书：赵朝洪主编中国古玉研究指南，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地质大学检测报告，见附录。　　裴李岗文化的年代数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