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钩注者惮：玉带钩的演变及特征

翠花

　　古人衣着佩束的腰带有大带、革带两种，大带以布帛制作用于束腰紧身，革带多以生革为之，主要用于系佩组绶、印章、囊、刀剑等物。因革带硬而厚实，无法同大带一样系结，使用时多借助于带头扣联，此类带头通常被制成钩状，称为带钩，省称为钩。带钩起源较早，一般认为不迟于春秋时期。《左传》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墨子·辞过》：“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荀子·礼论》：“缙绅而无钩带”；《庄子》“以钩注者惮”、“窃钩者诛”；《孟子·告子》：“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上引文献中的“钩”均指带钩。春秋战国墓出土的带钩实物也不少，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带钩与楚简简文互证，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带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了。


　　带钩质地有金、银、铜、铁、玉、石等多种，玉质带钩是其中较为珍贵的一类。关于玉带钩的起源，不少研究者认为始见于史前良渚文化时期。在已发现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死者尸骨下半部出土一类短而宽的玉质钩形器，正面投影呈长方形，两端下卷，一端有两侧对钻而成的圆孔，一端卷成弯钩形，据此有人认为该钩状物就是玉带钩的初始形态。由于无法确知良渚时期的衣冠服饰及用玉制度、佩玉习俗，至今又未能发现良渚文化之后至西周时期的带钩实物，春秋之际的带钩与上述短宽钩状物形制差别较大，因而良渚文化中的此类器是否就是后世的玉带钩尚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目前所见的早期具成熟形态的玉带钩始见于春秋中期墓葬中，这类带钩已具备了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完整结构，其分布区域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西周时期是否有玉带钩存在，有待于今后出土实物补证。带钩的出现与流行，应与古代衣冠服饰的演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我国春秋以前的衣着形制，是上体的“衣”与下体的“裳”分开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衣冠服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出现上衣、下裳联为一体的“深衣”，这种服饰制度的变革使革质腰带——革的大量使用与流行成为可能，用于扣系带的带钩亦随之大量出现并流行起来，春秋之前的带钩很难发现，这或与当时的衣冠服饰制度有关。






　　目前已知的最早玉带钩，出土于陕西凤翔高庄秦墓中，年代约在春秋中期。河南固始侯古堆、湖北曾侯乙墓及山东鲁国墓地出土的玉带钩，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河南泌阳官庄北岗秦墓也出土了阴刻勾连雷纹的精美玉带钩，中穿一金属扁柱，是这一时期带钩中较为罕见者。春秋至战国初期玉带钩出土量不多，分布区域小，少量带钩还没有钩钮，有的钩尾穿琢一方扁状孔用以系革带，表明这一时期应为玉带钩的始创阶段。从总体情况看，此期玉带钩体型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10厘米，最小的不足2厘米。雕琢工艺简单，多为水禽形，钩首向上回望，体背设钮，素面或刻卷雷纹。钩钮多靠近钩尾，随着年代后移，钩钮有渐离尾部而向体中部靠近之势，长度亦渐趋加长。
　　到了战国中、晚期，玉带钩的制作与使用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出土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制作工艺精，其形制、长度、纹饰较前有了很大变化，但由钩首、钩体、钩钮组成的完备形态已经定型，时代特征较为明显。体形较小的水禽形玉带钩依然沿用，但头小，颈部变细，腹面为素面或上刻细阴线纹，腹背面置钮，钮顶端大而圆。另一类常见的细长曲棒形玉带钩，体长而扁宽，有的腹部呈扁柱状，钩首多为龙首形，龙首刻琢简约，嘴短宽，圆眼外凸，仅见轮廓，腹面为素面或上刻几何、兽面纹，钮端部多方扁状，宽度约等同钩身。还有一类短宽形带钩也较流行，此类器钩首略呈方形，颈腹部同宽，多素面，有的在钩首或腹面刻有凸起的弦纹。这一时期玉带钩钩钮继续远离钩尾而向体中央移动，多数位于距钩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处，个别已移至钩体中部位置。带钩长度超过10厘米的已屡见不鲜，也有个别长度超过20厘米的。






西汉时期的玉带钩
　　汉代是玉带钩制作、使用的鼎盛时期，尤其西汉时期社会用玉之风甚盛，玉带钩在承袭战国同类器特征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创新。这一阶段玉带钩制作用料考究，刀法简约大气，琢磨抛光细腻，纹饰线条或粗犷挺劲、简洁精整，或娴熟自然、圆润流畅，尽显独特艺术神韵。带钩出土的数量之丰，形制的多变及分布区域的广泛也是前代所无法企及的。《淮南子·说林训》“满堂之坐，视钩各异”，《秦族训》“带不厌新，钩不厌旧”。说明当时带钩使用的普遍性与形制的多样性。前代较流行的禽鸟形带钩在汉代仍十分常见，但钩首、颈部更加细长，钩身宽而略薄，钮端多呈扁平状长椭圆形，整器造型夸张变形，着力突出禽鸟的动态美感，体表多面无纹。亦见纹饰精美者，纹饰刻画一般作减地浅浮雕卷云纹，边缘多有阴刻平行线、云气纹、短斜线纹、网纹等，通体构图线条流畅。汉代还流行一类兽首形玉带钩，体作曲棒形琵琶状，多素面无纹，或钩体上部斜磨几道凸棱，钩首刻几条粗阴线，刀法极简。螭纹带钩也较多见，蟠螭纹刻磨成浅浮雕状，螭头短宽，足有两尖爪，这种新器形、纹饰是汉代以前未曾见过的。两汉之际，带钩钮继续渐离钩尾向钩体中部移动，至东汉时期钩钮几乎都在钮体中部位置或附近。玉带钩的长度及体型大小，西汉中晚期有向小型化发展趋势，长度超过10厘米的带钩不多，东汉时发生了变化，既有长度不足2厘米的小型钩，也有长度大于20厘米的大带钩，10~15厘米的玉带钩较西汉时大量增加。目前发现最长的一件玉带钩出土于河北定县中山王墓，长21.8厘米，体方形，钩首为龙头状，钩尾虎头形，钮位于体中部，腹面阴刻卷云纹，做工精致，纹饰规整，通体光滑细腻，为东汉玉带钩中的经典之作。


元代时期的玉带钩
　　东汉以降，玉带钩的使用数量急剧减少，至东晋以后更是成为罕见器物，这种状况一直延至唐宋，即使偶有玉带钩出现，其风格特征也与汉带钩相类而不见创新变革之处，研究者称这一阶段为玉带钩制作使用的衰落期，究其原因，与这一时期流行腰带带头形制的变革有关。魏晋时期，北方胡人南下入主中原，将其使用带扣系结腰带的传统传至中原地区。文献中早期带扣名称较多，如称鲜卑、犀比、师比等，它在我国北方的汉代以前已十分流行，此类器早先用于马骑的束带结，后来转用到服饰腰带上。《后汉书·舆服传》及《隋书·礼仪志》中记为“带”，宋《礼书》中又称为“钩鲽”，这种附有活动的方环形、圆环形带扣固定于革带一端，用其括结革带，较之带钩具有使用方便、结构合理、固定结实牢靠等优点，因而传至中原地区后很快受到人们的欢迎并迅速使用、传播开来。三国以后，中原地区以带扣系革带成为习俗，带钩逐渐减少并最终为带扣取代，退出了作为实用器的历史舞台。








清代时期的玉带钩
　　宋代玉带钩多见传世器，出土品不多，其风格特征带有汉代玉带钩遗风。如钩首多作禽鸟形、兽面形，体多扁宽而薄，亦有窄腹体厚者。纹饰雕琢简练，多为浅浮雕蟠螭形、鸟首形。矮钮，钮端扁圆状。元、明、清三代玉带钩大量出现，这一时期的带钩已完成了由实用器向玩赏品的转变，其总体特征为大量使用了动植物造型，采用浮雕、透雕技法。钩首多为龙头形，龙螭纹组合最为流行。各种构图、纹饰寄托了人们渴求福、禄、寿、喜等美好的愿望，体现出复杂的人文内涵，且玉质选材讲究，构图精当，造型优美，雕琢技艺高超，玲珑别致的巧夺天工之作大量出现，从而将作为社会玩赏品——玉带钩的奇巧生动、赏心悦目的艺术神韵推向了极致。这三朝带钩的区别特征也是明显的，元代钩首多为浅浮雕龙纹、花卉纹。龙形钩首多瘦长而扁薄，龙的面额平整，五官短而靠前，钩体常雕蟠螭、荷莲及其他花卉图纹，蟠螭紧贴腹面，前足前伸，后足一弓一伸呈爬行状。钩钮矮而紧贴体背，钮端圆形或扁圆状等。明代玉带钩造型较元代复杂，流行龙首形钩，钩头比元代略大，头短宽而微昂，龙眼圆凸，嘴横平而张开。腹部蟠螭开始站立呈腾空之势，螭龙距钩首距离较元代同类器有所拉近。清代玉带钩不仅数量多，其形制也更加复杂，纹饰构图更加活泼多变。龙首形带钩较流行，龙首较前代高昂，龙眼凸现，嘴上下略倾，给人以凶悍威猛之感。蟠螭腾空而拉大了腹面的空间，螭头圆而披长发，与明代器亦有区别。清玉带钩纹饰造型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量地融入了反映人们渴望社会安定祥和、家庭幸福和美、夫妻团圆、子孙如意、健康长寿等吉祥美好的心愿。如钩首作如意头，刻如意纹，腹面浮雕银锭插笔，“笔锭”谐音“必定”，整器取“必定如意”之意；有的钩首作如意形，腹面浮雕荷花、宝盒，“荷盒”与“和合”同音，意寓“和合如意”；有的钩首作马头形，腹面浮雕躬身前爬的猴子，构图含有“马上封侯（猴）”的意义；有的腹面刻三只羊，寄寓“三阳（羊）开泰”之意，刻五只蝙蝠含有“五福（蝠）齐备”、“五福临门”之意；有的腹面浮雕蟾蜍石榴纹，民间传说月宫有蟾蜍，又称为蟾宫，旧时科举考试登科及第称为蟾宫折桂；石榴籽实多寓意多子多孙，这种构图表达了人们渴求“家族兴旺、登科及第”的愿望。吉祥纹样大量饰于玉带钩上，是清代社会世俗功利心态的物化反映。
　　关于玉带钩的用途与使用方法，古文献中多有提及，其用途主要有束结革带和佩系器物两种。用于带头束结革带的玉带钩，一般体形较长，如曲棒形、琵琶形类，其使用方法是先将钩钮揿入右手一端的带孔，钩首向外，然后以钩首勾联左手一端革带的带孔，即完成了固结腰带的过程。为避免带孔因长期使用而磨损，致使孔径变大或断裂，人们往往在革带孔内置一铜、玉或骨质小环，以保护带孔，提高革带的使用寿命，这就是考古发掘中，玉带钩钩首附近往往伴出小型铜、玉环的原因。用于佩系的玉带钩体形一般较小，以水禽型最为多见，战国之际的小件钩大多是用于佩系的，一些无附钮的钩，或环尾孔的钩也多用于佩系。古代玉带钩的佩物主要是刀剑、镜、钱囊、悬印之类，使用时先将钩钮嵌于革带孔内，钩首向外垂下即可，无钮带钩则是将其尾端与革带系结固定使用，宋代以后的玉带钩多已不具有上述使用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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